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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 移忠作孝,诬良为盗 (第1/3页)
国子监祭酒陶大临埋着头,借着申时行挡住皇帝的身影,生怕被皇帝看到。
心中更是大呼折磨。
皇帝这一轮秋讲,总是这样不好好上课,问些敏感问题。
这一堂课讲的是《孟子》,论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本身很简单,没什么争论的余地,反而是政治意义更多一些。
如今讲课的内容和进度,都是日讲官排的,具体审核跟释意,则是两位阁臣亲自过目。
今日这一堂,是大理寺少卿陈栋、吏部右侍郎温纯安排。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在为皇帝亲政壮势,以及做礼法上的铺垫。
无后为大嘛。
皇帝十二岁了,完全是一个可以婚配的年纪了。
如果要选妃,提前个一年多,十四岁大婚,那么开年就该下旨开始准备了。
如果急着亲政,那么宫里那位李春芳的孙女,也不是不行。
至于说祖宗成法,不娶士大夫女……
陈栋和温纯的意思很明确,舜尚且可以为了留后,隐瞒父母,那么陛下为了留后,做些权变,完全在情理之中。
也就是方才张居正说的“礼之权也”。
这是一次局限在皇帝近臣,经筵官范围内的政治表态。
首辅张居正见到陈栋和温纯这个排课之后,也没提什么意见,顺水推舟得把课端了上来。
同样是一副支持的样子。
按理来说,如此君臣和谐,皇帝意会了,就该感动一番,赏赐点什么东西表表态,然后回去好好想想什么时候大婚才是。
结果小皇帝不按套路出牌,转进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上——大明朝是不是孝治天下?
陶大临挠了挠手背,只感觉浑身有些刺痒。
不然怎么说非得阁老出面,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
这种涉及儒门根基,国朝本源的事情,他们这些人怎么敢跟皇帝多说一个字?
但凡说错一句话,就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朱翊钧的目光,扫过一众经筵官。
将众人各异的神情,收入眼底。
最后才落在面色为难的张居正身上。
张居正为什么这么为难,朱翊钧自然知道,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出来了。
这话明着听来,似乎并不敏感。
毕竟这是一个千年以来的政治正确。
自汉往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自我标榜的。
远的说三国志,鲍勋上疏一口一个“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其后的隋书,更有皇帝金口玉言“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
旧唐书上,李渤陈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说了,易简前、刘安世、李秉常、崔敬传,白纸黑字,动辄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这个说法都很是常见。
当初给两宫上徽号的时候,礼部行文都还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圣母徽号在迩。”
对于正统王朝而言,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圣金衣。
也只有司马家看到这几个字,才会节目效果十足。
否则,他朱翊钧,为何整天被称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来源,所以,向来是不允许讨论的。
其中最为敏感的地方,就在于,儒家体系中,皇帝是什么时候占据了“孝”顶点的生态位?
那就是自大一统之后!这是一次正统儒学的嬗变!
大一统之前的儒家,还很纯粹。
孟子曾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孔子亦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对我好,我才会对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别怪我诛独夫了——这就是朱翊钧此前考成学业,请人观礼的内容。
但自汉以后,这种后天形成的双向义务,逐渐演变成了天然的单向义务。
也就是所谓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这种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概念,儒家是没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辩经。
儒家没有,法家有啊。
六经注我,经学必备——于是董仲舒便将法家的这一套,缝合进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称之为移孝作忠。
经学概念里,称其为外儒内法。
治国框架中,则称其为家国同构。
孝子必出忠臣嘛。
称号是对权力的追认,同时又进一步加强其正当性,君父一词,尤是如此。
缝合的儒学,主要是为了解释皇帝统率天下的合法性来源,不是真的来搞哲学思辨的。
理所当然地,这事也就失去了讨论的余地。
要是深究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质疑皇权?
朝官至多用用短语,从不会讨论这方面的经义。
所以皇帝问出这个问题之后,何洛文仰头看着房梁,陶大临缩在申时行身后,马自强左顾右盼。
而直面这个问题的张居正,更是面色阴晴不定。
首辅张先生,现在很想说一句,孩子,为了你好,别问了别问了。
但偏偏又不得不答。
张居正万分谨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语。
过了好半晌,他才缓缓开口:“陛下,国朝阴骘下民,覆帱无极,乃以家始,体而推之,是有万民亲亲。”
“陛下为国朝君父,内节皇亲,外施百姓,垂衣御宇,仁覃草木。”
“今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
“陛下,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你管谁都是管儿子,皇帝的恩泽,对谁都是父亲的厚爱,当然是孝治天下。
张居正说得很谨慎,点到为止。
朱翊钧恍然道:“难怪国君称之为君父……”
张居正见这模样,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说虎狼之话了。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只好聚精会神,认真以待——起居郎在后面站着也就罢了,谁也不知道小皇帝会把哪堂课的内容,贴到新报上去。
张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毕竟又是传王世贞入京,又是考成学业,请大儒们观礼。
实在明显。
当初他与高拱初入内阁时,就做过一般无二的事。
彼时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尊奉阳明学派,利用执政权力,到处推传。
甚至亲自主持讲学,召集朝廷、地方官员都来听讲,网罗门徒。
所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无视天下百姓的困苦贫穷,却整天沉溺于讨论那些微妙、精深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的学说。
而高拱与他,虽面上自诩为儒臣,口头上仍念着孔孟之道,但实际上却推崇法家。
随后,二人便撷取吸收、甄别选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建立了一套变革理论。
尤其是高拱,精力旺盛,产出极为庞大,《春秋正旨》、《问辩录》、《日进直讲》、《本语》。
左打程朱,揭露其对《春秋》的穿凿曲解,“未需分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不知为知”
右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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