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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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朋友走进了下花厅。他的太太正立在窗前大理石方桌旁整理瓶里的花枝，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回过头来看她的丈夫，亲切地笑了笑，然后笑着对我说：“房子收拾好了，不晓得黎先生中意不中意，我又不会布置。”

    “好极了，好极了，”我朝这个花厅的左面一部分看了一眼，满意地说。我的话和我的表情都是真诚的，大概她看出了这一点，她的脸上也露出微笑。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她每一笑，房里便显得明亮多了，同时我心上那个“莫名的重压”（这是寂寞，是愁烦，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讲不出，我常常觉得有什么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上，我总不能拿掉它，是它逼着我写文章的）也似乎轻了些。现在她立在窗前，一只手扶着那个碎磁大花瓶，另一只手在整理瓶口几枝山茶的红花绿叶。玻璃窗上挂着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脸上的阳光软和了许多。这应该是一幅使人眼睛明亮的图画罢。我知道这个方桌就是我的写字桌。床安放在屋角，是用匟床铺的，连踏凳也照样放在床前。一幅圆顶的罗纹帐子悬在床上。床头朝着窗安放，我的皮箱放在床头一个方凳上；挨近床脚，有两张沙发，中间夹放着一个茶几。

    她的手离开了花瓶，身子离开了方桌，她向她的丈夫走去，一面对我说：“黎先生，请坐罢。”她吩咐刚把沙发搬好的老文说：“老文，你去给黎先生泡碗茶来。”又对那个叠好铺盖以后站在床头的老妈子说：“周嫂，你记住等会儿拿个大热水瓶送来。”又对我说：“黎先生，你要什么，请你尽管跟他们说，要他们给你拿来。你不要客气才好。”

    “我不会客气的，谢谢你。姚太太，今天够麻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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