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7章 迷茫 (第2/3页)
但是在这本论述里，毛玉龙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评语。
这本书，详细的记录了当时的改革，当时，是真正的君子治国，满堂真君子，但结果是什么呢？
神宗改革，拜王安石为宰相，开以新政，是为王安石变法。新政虽切中时弊，但实行上颇有问题，遭到朝中保守党大臣极力反对，是为旧党。
旧党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晋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予以抗衡。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有时争论只是书生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司马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随着党争而起，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但后来就变了味道，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到了徽宗时期，将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化解新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启用蔡京。蔡京当政，与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如此，党争已经从君子治国的理念之争，变成了真正祸国的权利之争，党争才真正变了味道。
这和当初北宋的党争，和大明的党争，在本质上就已经截然不同。
北宋党争开始的时候是真君子，但大明的党争，开始的时候就是真小人。
其实这并不是毛玉龙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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