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一五计划 (第3/3页)
说他想加入光复会，不知道陶成章是怎么说的，大约是没有谈妥，没有同意他入会的申请。”
宋彪很惊讶，道：“他不是在新政强国会吗？我记得他还是直隶总督的时候就在新政强国会啊？”
张康仁道：“据说前几年被勒令辞官的时候退出了吧。”
宋彪一时不解。
袁世凯也就是前段时间突然复出，宋彪当时让段祺瑞给袁世凯传了话，底线是不准再和军队来往，其他自便，情势比人强，袁世凯急于出山就同意了这条底线。
宋彪这一年里一直让保密局和情报局注意着北洋军旧派官僚的动向，每个人都盯着，自然也包括袁世凯，现在看来还是很清静的，暂时没有违反底线的地方。
至于新政强国会，这里都是前朝官员出身，很多都是封疆大吏，比如说周馥、魏光焘、张人骏、丁振铎，甚至还有锡良等满人大臣，也都是早期各省总督中的新政派，后来陆续都被摄政王載沣想办法给搁置下去，或者是挂了闲置，这些人自然不愿意继续在新帝国内阁政府中效力，保留自己身为忠臣的名声，可他们在新政强国会中影响很大，新政强国会在各省抽选出来的学员多是他们担任学政时点出来的门生，或者是昔日幕僚。
新政强国会中还有一批真正可用之才的，比如说满清第一位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以及后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金邦平等晚清游学进士。
辛亥革命之后，这些人基本都退出政界，成为各地军阀的政治顾问，比如说袁嘉谷在云南担任省政府顾问近二十年，不管军阀怎么换，云南地方政务都还是他在主持。
光复革命成功后，宋彪还是通过新政强国会派人劝说，即便他们还是想为前朝尽忠，也希望他们为国家和民族考量，国家人才凋零，既熟通政务，又知中外之学的人极少，宋彪自然希望他们继续留在新政府工作，如果一时想不通，抹不开情面。比如说陈宝琛这样的，那就以各省议员的身份进入国会参与国事。
帝国的国会效法英美。下设各个委员会，除了表决投票之外也有一些实际的工作要做。
缓冲了一段时间后。宋彪还是希望他们回到政府中任职，参与国家的治理，毕竟靠革命党人治国是很误事的，都太年轻，严重缺乏从政经验。
宋彪对这些人网开一面，对梁启超的维新进步会倒是并无好的认同。显然不可能同意梁启超的野心。
稍加思量，宋彪就和张康仁道：“这个事情，我就不单独将陶成章他们喊过来谈话了，你转告一声即可。如今还是要以光复革命为旗帜，高举光复中华，复兴民族的旗帜，这个旗帜比什么三民主义都要强大和合法。暂时就不急着精选优良组建中华革命党了，直接组建中国光复党。如今我身为皇帝就不适合继续留在任何政党中，需当维持君主中立之原则，我退出光复会后，可由蔡元培担任会长和中国光复党的第一任党主席，也由他以第一大党的党主席身份担任国会议长。另外告诉唐绍仪，维新进步会那边并无可选之才。就不要和他们搞联合执政了。”
张康仁则道：“其实总理正是看透维新进步会除了梁启超之外，根本没有几个真正合适之人选，只是仗着当年公车上书的旧名声在地方颇有声望，所以才有十几个席位罢了。现在大约也没有想到梁启超居然如此自负吧！”
政治上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复杂和诡异，所以宋彪才不想过问，可不过问似乎也不行。
“175项大工业计划”这种经济之事，宋彪还真的可以不过问，政治上。谁上谁下，内阁大臣如何挑选，国会议员中的席位比例之事，光复会这边的具体议员人选，他都还是要过问的。
控制着内阁大臣的大部分人选，控制着国会中的大部分人选，他这位君主立宪制之下的不过问行政的皇帝照样能控制着国家的大方向。
仔细一琢磨，宋彪觉得让张康仁给唐绍仪传话这个事不靠谱，就改口道：“算了，这位唐总理要汇报的事情也多着呢，明天让他这个时候过来一趟吧，我见了他再谈这些事。”
张康仁点着头答应一声，又问道：“皇上，关于四川铁路争议的事，您收到了消息吗？”
宋彪道：“我听说了，我当时正在组织鸭绿江攻势，实在没有精力过问这破事，不就是四川铁路公司的那帮乡绅不肯弃权嘛，明明亏损了三百万两银子，居然还要政府按原价回购，等于是他们投资失败，结果要政府买单，这怎么可能？袁世凯的想法是对的，这条铁路不管什么时候建，首先还是要收回来官办，让这些根本不懂铁路，甚至连现代公司规则都不懂蠢货乡绅办铁路，不是让利于民，而是祸害国家。”
张康仁道：“袁世凯当时提出的办法是直接强行收回路权，可那时候正在打仗呢，皇上千叮咛万嘱咐，国内一切求稳，唐绍仪就希望缓办，即便要办也是以谈判解决为主，袁世凯认为这个事情归他管，态度有点强硬，两人争执很多啊。”
宋彪感叹一声，道：“袁世凯嘛，旧官僚办新事，来来去去还是老一套的门生观念，大概觉得唐绍仪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门生故吏。两人要能相处的好，那才是见鬼了呢。话说回来，袁世凯说的也对，此事不能让，这里让，那里就要让，中国铁路就无法办妥当。路权这个事情，我的意思还是按照咱们在东北时候的经验来办，颁布三个经营特许牌照，两家民营铁路公司，一家中央国立铁路公司，商人不愿意办的赔本铁路，那就由中央铁路总公司负责经办，具体的路段再不断分包给合资公司修建经营。”
谈到这里，他拍了拍手，道：“你们这些人啊，就是总把小问题想的太复杂，将大问题想的更复杂，袁唐二人则是将私事混淆在公事里一起折腾，来来去去都是为了权力，其实有什么好争的，争到最后难道要和我争权吗？”
容星桥想了想，和宋彪回答道：“皇上，这人生在世不就是这样吗，其实每个人都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主儿，谁都不省心！”
宋彪挺赞同的点头，道：“对，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宋彪一贯是能将各种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四川铁路的事情在他看来就很简单，首先依法制裁挪用公款炒股票的四川铁路公司的职员，确认此为公司经营自身的问题，国家不予赔偿；其次是查账，对公司已经投入到铁路勘探、建设中的费用进行补偿；最后按价收回公司买断的路权。
唐绍仪不过是拿着他这个皇帝的一番话来压袁世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唐绍仪觉得袁世凯威胁到他的位置了。
政治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可以很简单的处理清楚，结果被各种利益捆绑起来，变成了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反腐反垄断的改革为何总是光打雷不下雨，就是利益捆绑的太狠，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说改革，手握实权的这些政客就纷纷想着各种办法阻扰。
一旦内阁政府遇到这种纠纷，宋彪就肯定要出面了，他不管你什么理由，什么原因，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遵照原则和法律简单化处理，一是一，二是二，谁的个人利益和权势斗争到他这里都是狗屁，他让你滚，你就得滚出内阁政府，不管你是内阁总理大臣，还是交通大臣。
宋彪之所以找张康仁和容星桥这两个不着边际的人过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沾这些利害关系，可以如实汇报国内这段时间的情况。
在宋彪去朝鲜督战期间，内阁政府和国会这边也真的有很多扯蛋的事情，只是大局为重，谁也不敢真的闹大，而且上面毕竟还有宋彪真正控制着一切实权的这位皇帝，真让宋彪觉得你是一个不值得用的人，你就可以滚出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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