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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送碗去洗，他才从自己屋里出来，碗里盛着剩下的八只皮蛋。他要李子放学后将皮蛋带回去交给妈妈，并转告说有个新来的张老师问她好！李子不肯接。孙四海在一旁开口，让她拿着。李子说自己代妈妈谢谢张老师时，张英才忍不住用手在她的额上抚摸了几下。

    下午是数学课。张英才先不上数学，他将李子的作文抄在黑板上，自己大声朗诵一遍，又叫学生们齐声朗读十遍。意思是让低年级同学看到高年级同学的学习精神。学校教室破旧了，窟窿多，不隔音。上午上语文，下午上数学，这是全校统一安排的，目的是避免读语文时的吵闹声，干扰上数学课所需要的安静。三年级的大声读书声，搅得别的年级不得安宁。邓有米跑过来，想说话，看到黑板上抄的作文，就一声不吭地回去了。余校长没进教室，就在外面转了两趟，也没说什么。

    放学后，笛声又响了起来。老曲子，《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张英才站在一旁用脚打着拍子，还是压不住那节奏，那旋律慢得别扭，他不明白，两位私下较劲的老师，只要是吹笛子，就会配合得天衣无缝！后来，他干脆就着这旋律朗诵起李子的作文来。他的普通话很好，在这样的傍晚里又特别来情绪，让孙四海的眼睛完全潮湿了。

    举行完降旗仪式，张英才拦住邓有米问：“邓校长，李子的这篇作文你认为写得怎么样？”

    邓有米眨着眼睛回答：“首先是朗诵得好。作文嘛，孙老师是教导主任，你说呢？”

    孙四海一点不回避：“一个字：好！”

    邓有米逼问一句：“好在哪里？”

    孙四海答：“有真情实感。”

    余校长这时走过来打圆场：“孙主任，你窖茯苓的那块山地的排水沟还是不行，雨大一点就有危险，会将香木冲出来。”

    孙四海说：“山地底下太硬了，挖不动，我打算叫几个学生家长来帮帮忙。”

    余校长说：“也好，我那块地的红薯长得不好，干脆提前挖了，让学生们尝个新鲜。家长们来后，叫他们顺便把这事做了。邓校长，你家有什么事没有？免得再叫家长来第二次。”

    邓有米说：“我说过，我们又不是旧社会教私塾的先生——”

    孙四海不等他说完，扭头就走，还将笛子里面的口水狠狠地甩得老高。

    李子回家去了。她家离学校不远，没有在余校长家住宿。张英才蹲在灶后烧火，几次想和孙四海说话，但见他满脸的沉重就忍住了。直到吃饭时，两人都没开口。一顿饭快吃完了，油灯火舌跳了几下。余校长的儿子余志钻进门来。

    “孙主任、张老师，我妈头痛得要死，我爸问你们有止痛药没有，想借几粒。”

    孙四海说：“我没有。”

    张英才忙说：“余志，我有，我给你拿去。”

    回到屋里，他将预防万一的一小瓶止痛药，全给了余志。

    夜里，张英才无事可干，又摆弄起凤凰琴。偶然地，他觉得有些异样，琴盒上写的“赠别明爱芬同志并存念”，与“一九八一年八月”这两排字之间，有几个什么字被别人刮去了，一点墨迹也没剩，只留下一片刀痕。

    外面的月亮很好，他把凤凰琴搬到月亮地里，试着弹了几下。月光昏昏的，看不见琴键上的音阶，弹出来的声音有些乱七八糟。他索性就用钢笔帽猛地拨动琴弦，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和声。

    忽然间，有女人在余校长屋里发出一声尖叫。

    那些在余校长家寄宿的学生惊慌失措地闹起来。

    张英才快步过去，见大门闩得死死的，敲不开，他就叫：“余校长！余校长！有事吗？要人帮忙吗？”

    余校长在屋里答：“没事，你去睡吧！”

    张英才趴在门缝上，听到余校长的妻子在低声抽泣着，那情形倒是安静下来了。他绕到屋后，隔着窗户对屋里的学生们说：“别害怕，我是张老师，在替你们把守窗户呢！”刚说完，山坡上就亮起了两对绿色的小灯笼。他咬紧牙关忍着没有惊叫，脚下一点不敢迟疑，飞快地跑回自己屋里。

    进屋了，他才记起，慌乱之中将凤凰琴忘在外面。

    张英才不敢开门出去。好在一看就明白凤凰琴不是高级乐器，露一夜也不要紧。

    之后张英才就开始捉蚊子，准备睡觉。山上的蚊子多，虽然先前用蒲扇将蚊帐里的蚊子往外扇过，还是有不少漏网的。张英才端着煤油灯，用灯罩上方的热气去灼烤躲在蚊帐四角的蚊子。被灼烤到的蚊子，穿过灯头上的火舌，掉在灯罩与灯头的结合处，等到张英才再也找不到蚊子时，那一带已被蚊子的残骸堆满了。张英才将煤油灯灯捻往回拧到最小的位置，然后放回到桌面。一阵风从窗口吹进来，手臂凉丝丝的。他想父母这时一定还在乘凉，大山窝里就只有这点好处，再热的天也热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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