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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国时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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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三国时期文化 (第1/3页)

    学术思想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分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玄学属于儒家发展的新形态,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佛教般若学具有较高的思辨,它的思想被文人学士所吸收和改造利用,在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公元240年-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裴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文学著作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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