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七十六章石原的意见 (第2/3页)
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
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赤色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
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
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赤色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
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犹如溃倒的堤坝得到了修堵，拦住了汹涌的水流，滥抓滥杀的现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转机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给闽西发来了指示信，对闽西如此大规模地清肃“社党”，表示了非常的惊讶和不满，严厉批评闽西的肃“社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和依靠刑讯三大错误。
之所以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变换的原因，便在于伍豪身上。时至1931年6月，中央政局常委的分工有所变动，伍豪重新主管军委，情报、通讯、锄奸都归属于他。
中央于8月下旬发给闽西的指示信，正是伍豪依据了卢德光的客观翔实的报告而写的。上海的来信，使闽西苏区情况突变。
9月28日，便是在九一八发生的十天后正在睡觉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卫处的行动科长与4个战士出现在他面前。
科长说了一句“上级决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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